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過去6年多時間，全球經濟正在步入曲折性與脆弱性并舉的復蘇軌道。從未來5到10年，甚至更長時期趨勢來看，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日益上升，將出現諸多新的結構性變化和革命性變化。

第一大趨勢是，全球經濟仍難完全走出危機陰影，已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fā)展期進入深度結構調整期。全球經濟復蘇步伐低于預期，產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國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負債、高失業(yè)率在內的金融危機的后續(xù)影響。同時，由于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導致全球經濟潛在增速下降，投資率下降及實際利率下降，大多數經濟體仍需將“保增長”作為首要任務。全球貿易增長則更為緩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fā)布的全球貿易增長最新預測，2014年和2015年全球貿易額增長預期分別下調為3.1%和4%，遠遠低于2008年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的水平。近期，IMF將2015年至2016年的全球增長率預期分別下調為3.5%和3.7%。

第二大趨勢是，目前全球實際利率仍處于較低水平，但未來全球廉價資本融資時代可能將趨于結束。目前美國等發(fā)達經濟體經濟依然疲軟，高負債居民信貸需求低迷，央行普遍執(zhí)行刺激性貨幣政策。IMF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對主要工業(yè)國家實際利率水平趨勢進行了考察，得到類似結論。然而，廉價資本的時代可能即將結束。事實上，一直以來，新興經濟體的“儲蓄過剩”不僅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融資資源，也大大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水平。但是現在這種格局正在發(fā)生改變。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系正在被打破。一方面，受消費需求收縮，信貸規(guī)模萎縮、債務重組以及“再工業(yè)化”的推動，發(fā)達經濟體貿易赤字有望減少。與此同時，外部需求疲軟，貿易匯率風險、激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也降低了新興經濟體的貿易盈余水平，全球貿易收支開始趨于平衡；另一方面，投資回報率、儲蓄和投資組合、風險偏好水平等因素的趨勢性改變，也將影響全球資金流向，特別是隨著美聯儲將進入加息進程，這種局面將推動全球長期實際利率上升。

第三大趨勢是，主要國家主權債務壓力較大，“去杠桿化、去債務化、去福利化”進程還要持續(xù)數年。全球債務水平處于持續(xù)上升之中。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2007年年中、金融危機前全球債務總規(guī)模僅為70萬億美元；但截至2013年年底，這一規(guī)模就已攀升至100萬億美元，漲幅逾42%，全球債務負擔占國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政府及其相關平臺已成最大債券發(fā)行者。同時，截至2013年6月，公共債務有價債券所占份額增至43萬億美元，相較2007年同期增長80%。除發(fā)達經濟體之外，新興市場在金融危機后通過各種刺激政策推動經濟，信貸的大幅投放帶動了投資增速，相伴隨的是私人部門債務大幅增加。許多國家必然要經歷財政緊縮的過程，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xù)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門必須提高儲蓄、降低負債，修補資產負債表，這個過程仍將持續(xù)數年，這些均將對經濟增長動力形成負面影響，抑制總需求的增加。

第四大趨勢是，美國從寬松周期轉向緊縮周期，恐引發(fā)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權貨幣洗牌。美元主導全球經濟金融周期，美元周期的轉變是認識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前提。美聯儲退出QE，這是美聯儲從過去10年的量化寬松周期轉向緊縮周期的開始。在這個過程中，美元、美債再次成為全球資本的“避風港”和“安全資產”，特別是如果參考美國貨幣政策周期與美元周期的關系，美元強勢周期可能會持續(xù)4到5年左右，美元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資產，增強全球特別是新興市場溢出風險。當前新興經濟體企業(yè)外債高達2.6萬億美元，其中3/4以美元計價。2014年年中，跨國銀行向新興經濟體發(fā)放的跨境貸款高達3.1萬億美元，其中主要是美元貸款。目前，美聯儲結束量寬和美元升值已使新興經濟體企業(yè)償還美元債務的成本開始走高，資金鏈斷裂甚至破產風險上升，并可能傳導至本國經濟金融體系。此外，美元升值也將導致其他非美系貨幣、新興經濟體貨幣出現一輪貶值潮，未來幾年全球主權貨幣將面臨新一輪洗牌過程。

第五大趨勢是，大宗商品繁榮周期結束，全球價格總水平趨于下降，面臨通貨緊縮壓力。首先，大宗商品繁榮周期趨于結束而引發(fā)價格危機。從價格傳導鏈條看，2014年以來，由于供過于求拖累價格，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跌5%左右，這也是2011年大宗商品價格達到峰值后連續(xù)第三年出現下滑。特別是在全球能源供應過剩和“三國殺”式國際博弈中，國際油價更是自由落體式的下落，較6月高位跌幅48%，創(chuàng)5年來新低，而下跌勢頭2015年將延續(xù)。其次，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導致供需出現缺口。2008年次貸危機、歐債危機以來，全球需求動能和格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增量需求從美歐主導開始轉變。隨著近幾年中國啟動去杠桿化和去產能化進程，增量需求大大放緩，產出缺口開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場資源成為各國的競爭焦點直接導致了全球價格總水平的下降。

再者，強勢美元回歸引發(fā)全球“輸入型通縮”壓力。美國貨幣政策回歸正常的過程中，美元升值效應將通過“進口-購進價格-PPI-CPI”的渠道影響價格總水平，從而可能會加劇未來一段時間的通縮壓力。而另一方面，美元升值將加劇新興經濟體外債壓力。還有，全球主要經濟體處于勞動人口周期變化的拐點。人口結構變化以及老齡化趨勢直接導致儲蓄與消費結構變化，消費增長趨于停滯或放緩，這是導致供給失衡，以及產能過剩，并進一步引發(fā)價格總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

筆者認為，2015年至2018年全球層面通脹率仍將維持在低位，全球平均通脹率約為3.0%至3.5%左右，發(fā)達經濟體因為需求不足而導致其主要通貨膨脹率仍然低于2%的長期目標，其未來5年的通脹預期也只是逐漸接近2%。

第六大趨勢是，國際貿易“規(guī)則之爭”已超越“市場之爭”，成為新一輪全球化博弈角力點。一是區(qū)域自貿協定競爭趨于激烈，美國等發(fā)達國家通過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議(TTIP)、諸(多)邊服務業(yè)協議(TISA)等貿易投資協定談判，力圖推行代表發(fā)達國家利益的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guī)則。二是貿易與投資日趨融合發(fā)展。新規(guī)則體系強調貨物貿易、投資和服務規(guī)則的整合。在投資領域，強化對投資者利益的保護；在服務貿易領域，采用負面清單方式，建立全面的、高標準的服務貿易自由化。三是服務貿易成為國際貿易主流。全球服務的可貿易化已經開始改變整個貿易的深層結構。當前，國際服務貿易日趨知識化、技術化和資本化，世界服務貿易的部門結構已從以自然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的傳統(tǒng)服務行業(yè)(如旅游、銷售服務等)為主逐步轉向以資本密集型的服務行業(yè)(如運輸、電訊、金融等)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的服務行業(yè)(如專業(yè)服務、計算機軟件、數據處理等)為主。

第七大趨勢是，全球跨境投資總體趨緩，中國“走出去”步伐加快將成全球主要資本輸出國。鑒于主要經濟體增長的不均衡性、脆弱性、不確定性，以及美國及其他一些大國貨幣政策分化，也可能帶來新的風險，影響全球FDI的流向。2013年年底公布的跨境并購及綠地投資項目均表明，總體而言，全球FDI短期內不會出現強勁增長。但中國可能是一個特例，未來幾年中國正面臨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新階段，通過深化“一帶一路”戰(zhàn)略帶動資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同時，加快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雙邊或區(qū)域投資協定，拓展中國海外經濟利益。目前“一帶一路”國家占中國對外投資的比重只有13%，據測算，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未來十年總投資規(guī)模有望達到1.6萬億美元，未來25年內有望達到3.5萬億美元，占對外投資比重達70%。

第八大趨勢是，再工業(yè)化與新技術革命步入孕育期，將導致全球產業(yè)格局重組和重構。

未來十年以美歐為代表的發(fā)達國家正在啟動“再工業(yè)化”周期，“再工業(yè)化”的本質是產業(yè)升級和“歸核化”(即向設計、研發(fā)、標準等價值鏈高端抬升)。一方面，寬帶、智能網絡將繼續(xù)快速發(fā)展，超級計算、虛擬現實、網絡制造、網絡增值服務等產業(yè)快速興起。另一方面，集成電路將逐步進入“后摩爾時代”，計算機將逐步進入“后PC時代”；“Wintel”(Windows+Intel)平臺正在瓦解，多開放平臺將會形成，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的興起也是信息技術應用模式的一場變革。受此影響，“工業(yè)4.0”和產業(yè)物聯網將對全球產業(yè)格局產生重大顛覆性重構。

第九大趨勢是，全球資源能源面臨新供給沖擊，初級礦產資源和基礎大宗商品需求將日趨下降。首先，結構因素持續(xù)影響全球資源能源需求變化。發(fā)達國家消費萎縮、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會改變，對資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將趨勢性下降。2014年1月中旬，BP公司發(fā)布了《2035世界能源展望》?！墩雇奉A計，從2012年到2035年，全球能源消費將增長41%，年均增長1.5%。增速將從2005年至2015年的2.2%降至2015年至2025年的1.7%，再之后十年降至僅有1.1%。其次，全球資源能源格局面臨“新供給沖擊”。能源效率的提高、頁巖氣革命、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開發(fā)以及環(huán)境標準的提升，將大大改變全球資源能源的供給結構。全球產業(yè)結構趨向低碳化，以新能源、環(huán)保、高附加值制造業(yè)、生產服務性制造業(yè)以及能夠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術產業(yè)為代表的低碳經濟將成為新一輪產業(yè)結構調整的主要推動力，初級礦產資源、基礎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會趨于減少。再者，資源能源消費重心“由西向東”轉移。隨著全球經濟增長重心“由西向東”轉移，全球資源能源消費重心也隨之轉移。以能源需求為例，根據BP《EnergyOutlook2030》預測，未來20年發(fā)展中國家將以更加迅猛的勢頭加速發(fā)展，2030年發(fā)展中國家人口、GDP總量和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占全球的份額將分別達到87%、60%和70%，屆時全球人口增長總量的95%、GDP增量的70%、能源消費總量的93%將來自于發(fā)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發(fā)展大國，對全球經濟和能源消費增長將起到顯著推動作用。

第十大趨勢是，未來全球財富繼續(xù)增長，但須高度警惕全球財富分配失衡加劇風險。

根據瑞信發(fā)布的《全球財富報告2013》，當前，美國、中國和德國是全球財富的三大增長來源。全球財富未來5年預計將上升39%，到2018年達334萬億美元，年增長率為6.7%。預測期內全球財富將增長93萬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占29%，中國占近50%。報告也預測，2000年以來，中國國民財富每年都增長13.3%，并有可能在未來5年依然以10.1%的幅度快速增長。未來5年，中國人均財富將從現在的1.21萬美元提升至3.44萬美元，幾近翻三番，這意味著到2018年，將有超過211萬中國人擁有百萬美元財產，達到美國上世紀90年代水平。然而，未來十年全球仍需高度警惕由于社會分配不公、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失衡，以及新技術，貨幣超發(fā)、貶值致財富隱形再分配所導致的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風險。